——访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首席专家曹啸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刘慧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27年，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进展，数字化金融监管能力有效提升。这一顶层设计为数字金融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针对目前我国数字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未来数字金融发展趋势等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首席专家曹啸。
曹啸表示，数字金融不是可选项，而是决定金融主权与国际竞争力的“必答题”。当前，全球数字金融规则正处于重铸期：美国以GENIUS法案抢占稳定币制高点，欧盟以MiCA法案构建统一加密市场，中国香港以双轨牌照制度确立亚太枢纽地位。在这场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中，我们唯有跳出认知误区、对标国际前沿、主动布局创新，才能在全球数字金融浪潮中站稳脚跟，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金融强国建设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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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金融处于关键的历史节点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我国数字金融行业整体发展处于什么阶段？在不同金融细分领域，呈现出哪些差异化的发展特点？
曹啸：我国数字金融正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节点——技术深度赋能、合规框架定型、数实融合加速的“高质量发展中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从过去的规模扩张转向效率、安全与普惠的系统性升级。但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已非先发者，而是追赶者中的加速者。
从银行业来看，数字化转型已进入深水区。2025年，中国银行业技术投入将突破5000亿元，其中60%以上投向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领域。截至2024年底，83%的全国性银行已完成核心系统上云改造，单笔交易处理成本从传统架构下的0.15元降至0.03元。更值得关注的是，净息差从2020年的2.3%持续收窄至2025年的1.5%左右，这一“利润挤压”倒逼银行从规模崇拜转向效率驱动。招商银行“AI财富管家”通过分析用户2000余个行为标签，使理财产品匹配效率提升了3倍，这标志着银行业正从线上化迈向智能化。
证券业的数字化呈现出交易智能化、投顾场景化、资管量化的鲜明特征。头部券商的智能交易系统已实现毫秒级响应，量化交易占比持续攀升。但证券业的数字化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底层逻辑的重构——从通道业务向资产配置平台转型。
保险业的差异化更为显著。依托大数据与物联网技术，保险行业正实现定价精准化、核保自动化、产品碎片化。智能核保系统将传统需要3—5天的流程压缩至分钟级，基于驾驶行为的UBI车险、基于健康数据的动态重疾险等创新产品不断涌现。然而，保险数字化面临的核心瓶颈是数据孤岛，医疗、交通、社保等关键数据尚未实现跨机构可信共享。
支付业的格局已相对固化，但底层逻辑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2025年，全国支付系统共处理支付业务16242.16亿笔，金额12807.07万亿元。数字人民币试点覆盖17个省（区、市）的26个地区，截至2025年11月末，累计处理交易34.8亿笔，交易金额16.7万亿元，开立个人钱包2.3亿个。2026年1月1日起，数字人民币正式进入2.0时代，钱包余额按活期存款计息，标志着其从数字现金（M0）向数字存款货币转型。这一制度升级具有深远意义，它消除了数字人民币与第三方支付工具之间的利差劣势，为大规模普及扫清了障碍。
制约我国数字金融国际竞争力的“三角困境”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我国数字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曹啸：当前面临认知偏差、数据治理失效与监管适配不足等三重结构性矛盾，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形成了制约我国数字金融国际竞争力的“三角困境”。
第一重矛盾是认知偏差。国内普遍将比特币等同于投机品，割裂了区块链与加密支付的整体逻辑，误将数字金融窄化为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忽视了公共区块链与数字资产的核心价值。这种认知偏差的代价是战略被动。当美国通过《GENIUS法案》将稳定币纳入联邦监管框架、Circle成为稳定币第一股上市纽交所时，我们仍在争论虚拟资产是否有价值。2025年，特朗普签署《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GENIUS法案），要求稳定币以1:1比例持有美元现金或短期国债作为储备，这实质是将美元信用嵌入区块链协议，实现数字美元化。该法案从提出到签署仅用时5个月，立法效率堪称美国重大金融立法史上的罕见案例。与此同时，中国香港《稳定币条例》于2025年8月1日生效，建立法币参考稳定币发行人发牌制度。全球主要经济体正在以包容创新姿态抢占数字资产规则制高点，而我们的认知滞后可能导致规则制定权的永久性流失。
第二重矛盾是数据治理失效。数据孤岛、确权不清、算法歧视三大问题制约着风控与普惠的深度。2025年，金融业数据罚单呈现量多质升特征，处罚重点集中在数据采集合规性、传输安全性、算法模型公平性等领域。某股份制银行因违规使用人脸数据被罚4200万元，这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层的危机在于：没有国家级金融数据治理体系，AI大模型的训练就缺乏高质量燃料，智能风控、精准获客、反欺诈等应用都将停留在小作坊水平。
第三重矛盾是监管适配不足。传统监管框架难以适配AI大模型、链上交易与智能合约等新型金融活动。美国已构建起覆盖数字资产、稳定币与DeFi的完整监管体系，通过“监管沙盒+快速立法”抢占战略先机。相比之下，我们的监管科技（RegTech）建设明显滞后，目前仅有12%的银行建立实时反洗钱监测系统，大部分机构仍依赖人工抽查。有市场机构预测，到2025年银行合规成本可能因数字化转型降低40%，但前期需要投入约80亿—100亿元改造现有系统。这种高投入、长周期的特性，使得中小机构在合规竞赛中处于天然劣势，可能加剧金融业的马太效应。
未来我国数字金融将沿着四大方向演进
中国经济时报：立足国内经济发展与行业政策，您认为未来数字金融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对于数字金融发展有哪些建议？
曹啸：未来，我国数字金融将沿着技术自主可控化、监管智能化、服务场景化、生态开放化等四大方向演进，深度融入金融“五篇大文章”，最终实现从“金融+科技”到“科技定义金融”的范式跃迁。
具体而言，有以下五条破局建议。
第一，构建国家级金融数据治理体系。这不是简单的数据打通，而是要建立“数据确权—分级分类—可信流通”的全链条制度。建议借鉴欧盟《数据治理法案》（DGA）经验，设立国家级金融数据交易所，通过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同时，建立算法备案与审计制度，对信贷审批、保险定价等关键场景的AI模型进行公平性审查，根治大数据杀熟与算法歧视。
第二，建立“监管科技+合规科技”双轮驱动的智慧监管。监管端应建设基于区块链的实时交易监测系统，实现对链上资金流动的穿透式监管；机构端应强制要求大型金融机构部署智能合规中台，将反洗钱、反恐融资、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规则编码为智能合约，实现合规即代码（Compliance as Code）。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科技工作会议已明确提出加快金融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这一方向应加速落地。
第三，推动技术路线从Web2金融数字化转向Web3公共区块链创新。《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提出构建全国一体化分布式数据目录，通过区块链技术打通重点行业数据壁垒。北京市已发布行动计划，将Web3列为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重点布局数字身份协议、数字资产协议及新型信任协议等底层技术。建议依托香港与上海打造“双枢纽”国际数字金融格局：香港凭借《稳定币条例》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发牌制度，成为全球数字资产规则适配中心；上海依托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和CIPS系统，成为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技术高地。
第四，发展与数字人民币挂钩的稳定支付体系。数字人民币2.0的计息改造为其与稳定币竞争创造了条件，但跨境场景仍是短板。建议借鉴香港经验，探索数字人民币离岸稳定币模式，由持牌机构在境外发行与数字人民币1:1挂钩的稳定币，避开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流通的合规约束，同时扩大人民币在数字金融体系中的使用范围。据市场反馈，2025年香港金融管理局已完成数字人民币与数字港币跨境支付测试，单笔交易成本仅为传统SWIFT系统的0.1%，这一模式值得深入研究。
第五，形成国家数字资产储备池。面对美国通过GENIUS法案巩固数字美元霸权的攻势，我们亟须建立战略性的数字资产配置能力。建议由主权财富基金或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合规前提下适度配置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加密资产，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稳定币治理规则的制定。这不是投机，而是数字时代的外汇储备多元化。当全球稳定币市值已从2025年6月的2500亿美元增长至8月的约2800亿美元，且美国财政部长预测未来几年与数字资产相关的美国国债需求可能达到2万亿美元时，缺席这一进程意味着将丧失未来国际金融体系重构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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